大同,一个不愧为国都重镇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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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三世纪中叶,一场又一场的暴风雪降临在了苍茫的蒙古草原,地球又一次进入严寒期。大自然的狂风暴雪肆意蹂躏着游牧民族并不宽裕的生存空间,在大陆的两端,持续长达三个半世纪的两大文明帝国正在以不可遏止的速度,走向崩溃。一场席卷整个世界的民族迁徙狂潮骤然爆发。

公元398年魏道帝拓跋珪的车驾隆隆驶入平城,在这位年轻皇帝的带领下,这个新生的少数民族政权逐渐显示出统一北中国的峥嵘气象。

平城即今天的大同,位于华北北部大同盆地的中心,黄土高原东北边缘,东临燕山山脉,北接蒙古草原,古人描述为三面临边,最号要害。东连上谷,南达并恒,西界黄河,北控沙漠,实京师之藩屏,中原之保障。

大同,从今天的地图上看,它在长城中部一个很重要的重镇上。从自然环境上看,它是农耕地区和游牧地区交界的一个地点,所以它在汉代的时候,其实就是当时整个汉族防备匈奴族的一个重镇。到游牧族群南下的时候,对他们来讲,这也是控制农业,农耕社会的一个战略要地。所以北魏的统治者开始是在更北边一点的盛乐定都,然后迁到大同,到这他们就可以进可以南下,控制广大的华北地区;往后退可以兼顾掌握游牧部落,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要地。

魏天兴元年,道武帝下旨,迁都平城,就是从这一年开始,这个当时被称为平城的都市,站立在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十字路口。这里是东方游牧民族大迁徙的终点,也是新的中华帝国崛起的起点。太行峡谷里,有一条公元五世纪北魏时开凿的古道,是山西高原北部通往华北平原的交通要道,名叫蒲阴陉。这样的峡谷通道在晋北高原地区一共有八条,称为太行八陉。一千五百多年前,带着草原上彪悍气息的先被铁骑,就是从这里踏上漫漫征程,最终横扫北方。公元439年,持续分裂达一百三十多年的黄河流域归于一统,颠沛流离的中原百姓终于盼来了和平的曙光。统一北方之后的拓跋氏族,用汉民族的方式经营自己的国都。史载,建宗庙,立社稷,开始了大同近一个世纪的王朝都城历史。

大同城北,残存的城墙东侧暴露出一段夯土墙边缘,考古证实为北魏城墙夯土遗址。残破的城墙早已褪去了昔日的威严,透过厚重的黄土,那遥远的岁月和曾经的繁华有一次向我们走来。

北魏平城仿汉长安城而建,由宫城、京城、郭城组成,建筑布局严谨,规划完整,庞大的工程历经六帝七世,代代扩建,最终形成了一座周围三十二里,旁开九门的宏伟都市。城内由里坊组成,百朵齐矗,九衢相望,歌台舞榭,月殿云堂。

拓跋珪建都平城以后,大同就成为很重要的中国的一个封建城市,当时据现在人估计,内外城加起来可能有150万人,在当时世界上已经是很不小的一个城市。当时东罗马的首都才不到一百万人,所以在当时国际上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

最令人震撼的是名堂遗址的发现。明堂,相传为黄帝所创,是中国古代帝王会见诸侯,进行祭祀活动的场所,是帝王宣明政教的场所。商周以后,明堂的职能渐渐发生分化,它和今天留存的天坛一样,主要是天子祭天祀祖的所在,实际上就是皇家教堂。这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最重要的礼仪场所。自汉武帝开始的两千多年里,明堂作为一种政治象征,成为儒家思想这一治国正统学说的政治符号。而在鲜卑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的国都发现名堂遗址,不能不说是一件值得探究的重要事件。

1995年,在大同市东南,考古工作者发现并部分发掘了北魏明堂遗址。目前已发现的明堂实际上只有三个地方。一个在长安,一个在洛阳,都是我们汉族的中原王朝建立。唯一的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明堂是在平城发现的,所以其实它的意义非常重大,可以看出拓跋人希望在采用汉族文化来建立他们整个礼乐制度的这样一种追求。

如果说规制严整的城墙约束住了马上民族桀骜的性情,那么恢宏富丽的明堂则消弭了汉族士大夫仇视外夷的敌意。一时间,掌握着巨大政治资源的汉族士族豪门纷纷进入政权与鲜卑人合作。来自赵郡和陇西的李氏、清河与博陵的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相继登上了北魏王朝的政治舞台,并最终成为了唐代著名的政治集团“五性七家”。这些中原地区的世家大族同江左的王谢风流一起,撑起了在这个混乱年代中最后一片文明的天空。鲜卑人在汉文化的边缘小心地探索着,一次伟大的变革涌动着。大同城北的方山顶上,一座巨大的陵墓静静矗立,在苍茫的天地间显得孤独而伟岸,它的主人是曾经执掌北魏朝政二十五年的冯太后,这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政治家以其卓越的贡献使千年之后的我们依然抬头仰望。冯太后执政期间,对北纬的政治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深入改革,在基层治理结构上,废除宗主都护制,实行三长制;改革土地制度,实行均田制;改革赋税制度,实行租调制。通过这些改革打破了豪强硬蔽户口的合法性,国家直接控制的自耕农民大量增加,国家赋税收入相应提高,农民赋税负担也有所减轻,为北魏后期的继任者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并最终奠定唐帝国乡里组织经济制度的基础。

这是云冈石窟第九窟的双佛并座造像,雕塑所隐喻的是北魏太和年间孝文帝和冯太后共同执政的政治场景。侧坐的造像神态谦恭,而他的主人孝文帝却在祖母的抚育下成长为北魏中期最有作为的帝王,并最终成为了中华民族形成史上的一座丰碑。亲政之后的孝文帝,执行更为彻底的改革政策,他命令鲜卑贵族穿汉服、讲汉语、行汉礼、与汉族通婚,并率先把自己的姓氏改为元。这些大刀阔斧的改革,将鲜卑民族彻底融入中华文明的演进体系,是北方各游牧民族陆续进入中原后民族融合的一次总结,是中华文明历史进程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大唐盛世最终能够出现在东方,并广纳万邦最坚实的支柱。

通过孝文帝的改革能够把整个拓拔族的传统从游牧的国家改造成了一个中原王朝,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带动了整个北方其他民族的汉化。这是洛阳的龙门石窟,公元493年,北魏迁都洛阳的决定将孝文帝倡导的汉化改革推向了高潮。

两朝事业三更梦,百代兴亡一局棋。公元十世纪开始,生活在北方的少数民族契丹和女真相继强大起来,新的民族迁徙运动将大同这座边陲重镇有一次带入了风云变幻的时代漩涡。公元936年11月,后晋石敬瑭为了取得契丹的支持,保住自己的帝位,割幽云十六州给契丹,大同被划归辽地。辽兴宗重熙十三年,将大同确立为王朝的陪都西京。从此,大同开始了历经辽金两代延续二百四十年的陪都历史。游牧民族的铁蹄可以踏破固若金汤的长城防线,却终究无法抵御华夏文化的渗透与感召,一场新的民族融合又上演在这片赵武灵王和魏孝文帝护佑着的土地上。针对统治区域内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民族,辽朝统治者采取因俗而治的统治方法,建立了两套行政体制。北面官,为统治契丹和其他游牧民族所建立的一种特殊制度,担任着一般是契丹贵族,主要是宗室和外戚;南面官,是辽统治者模仿唐代制度而建立的一套管理汉人的机构。女真人则做得更为彻底,全面采用中原王朝的礼乐典章,政治体制,以至于雄才大略的忽必烈竟给出了金毁于儒的评价。公元982年,年仅29岁的萧燕燕成为了大辽王朝的实际统治者,并长期驻节大同。在政绩卓著的北魏冯太后故去五百多年后,又一位游牧民族王朝的女性成为这座城市的政治主角。被尊为承天皇太后的萧燕燕在摄政期间,对内励精图治,选用汉人,开科取士,消除番汉不平等待遇。劝农桑,薄赋徭,内政修明。对外,与宋朝签订了澶渊之盟,开启了南北政权的百年和平局面。大同也在和平稳定中迅速繁荣,并隐然成为了北方地区的文化中心。

大同城南有一处叫做三王府巷的街道,熟悉历史的大同市民都知道,这里是明代王府的遗址,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曾经屹立着一座北方地区最重要的高等学府——西京国子监。

明朝建立的时候,朱元璋曾经把他的第十三子代王朱桂分封到了大同。当时代王朱桂到达大同的时候,大同因为经过兵灾之后已经非常残破了,他当时就以辽金时期留下的国子监进行改造,作为代王府。

频繁的战乱,摧毁了华美巍峨的皇家行宫,移平了雄伟的城墙,供奉着圣人牌位的国子监在战火中只留下了残砖瓦砾。而咫尺之遥的文庙却顽强地留存了下来,并以文化的名义,小心翼翼的躲避着战火与硝烟。辽史记载,西京国子监培养的人才遍布中央与地方的各级机构,大同作为文化中心的影响力也随着宦游的士子扩散到整个北中国。

国子监不但属于教育的一座教育文化的一个最高的管理机构,可以说是当时最高的高等学府。所以,大同作为辽金两个少数民族,他们在通向汉化过程中,在进入华夏文明的过程中,西京大同起了跳板性质的一个作用。

辽金之世,在东到大海,西极沙漠,北达西伯利亚的辽阔地域内,西京国子监的毕业生的们,将四书五经化作一道道政令、一本本奏章默默播撒着汉文化的光辉。扎根在蛮荒之地的他们,心中时常挂念的也许正是这所飘散着朗朗书声的宏伟庭院,这座文物傅盛的西京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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